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临终前，还拉着我的手不住地叨念：家财万贯,不如一亩良田。那年，我们单位刚分了房子，正准备全家往城里搬，他怕我进城扔了承包的责任田，才不放心地千叮咛万嘱咐。

我的祖籍是章丘石匣字村，族谱记载，清1876年山东大旱，祖辈逃荒逃到了莱芜，落脚在了一个叫唐王许的村子，这里地处泰莱小平原，土质肥沃，物产丰富，当然清朝那阵子，甚至解放初期，还是土地瘠薄，种一葫芦，打一瓢。即便是这样，石匣子也和这里没法比，毕竟这里是平原，石匣子是纯山区，土地很少，也就是这几年沾了乡村振兴的光，石匣子才远近闻名名。

还是说说父亲和责任田的事吧。父亲个子不高，干干巴巴，瘦骨嶙峋，全然没有庄稼人特有的健壮体魄，长得斯斯文文，乍看像一位账房先生，又像一位投机倒把的商人。但父亲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地农民，也许是他个子矮小的原因，胆小怕事，从不招惹人家，也很少和人家吵嘴抬杠。生产队时，他是生产队的会计，白天，队里的男女壮劳力都在地里热火朝天，挥汗如雨，他却一个人憋在生产队饲养处的会计室里，风刮不着，雨淋不着，潇洒的啪啪啦啦的拨算盘。那时还没有计算器，一些工分合计、余粮分配都是靠算盘来分配，用他的话来说，是村里的文化人。这也与父亲上过几天私塾有关，钢笔字特别漂亮，算盘子也打得流，写写算算很拿手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生产队解散，村里的土地实行责任承包，我家十几口人，在村里也算是大家庭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不能劳动，大哥、三哥在部队当兵、二哥跟着伯父去了济南，大嫂是村里的妇女主任，我在乡镇机关工作，只有母亲和大姐二姐是队里的整劳力，所以每年分得口粮很少。记得村里联产承包那年，承包责任田不按人口分配，承包多少土地农民自愿申请，村里统一调剂。报名的头一天晚上，父亲满脸愁云，在煤油灯下一个劲地抽烟，看来他拿不准到底是承包还是不承包，他可能是在盘算，包多了没人干，包少了怕吃亏。大嫂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见父亲含含糊糊，就直截了当地说：你再黏糊，好地就都让人家抢先承包了，到时你再下决心也晚了。

父亲还是犹豫，似乎有满肚子的心事，憋屈了一会才说，承包没了就不包，省得来个运动再被定成“地主”什么的。原来父亲还惦记着建国前爷爷那档子事。那事他已经不是一次说过了。

记忆里爷爷身材魁梧，性格耿直，是胡同里说一不二的人物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种地，人家送他外号叫他“地狼子”。建国前，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左右，地方政府酝酿土地复查，村里地多的富户，消息灵通，得到消息，就千方百计的抛筹土地。爷爷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满眼都是庄稼地的人，只关心庄稼长得孬好，不关心时局变化，他坚信一个理，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，谁也甭想要。一个富户摸透了他的心思，就趁吃晚饭的时候，溜进俺家向爷爷诉苦，说家里急着用钱，想把村后的那片良田廉价卖给他。爷爷早就眼馋那块地，见如此廉价，一口就答应了，还觉得沾了大便宜，连借带贷凑活够钱，购置了村后那六亩大地和半个小山岭，一时间他财大气粗，可高兴劲还没完，村里就开始土地复查划成份，按地亩资产我家被定为了“地主”成份。爷爷这时才恍然大悟，据理一争。但是政策就是杠杠，超出了杠杠谁说也不算。他是一个火爆脾气，不认这个理，认为自己花钱买的，怎么就成了剥削老百姓。一气之下，直接找到了乡里，找乡长评理。他在乡政府大院吵吵火火，差点就让工作人员用绳子绑了。他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，我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战场上打仗，至今还不知道死活，我怎么就成了剥削人的“地主”。乡长到村里调查，知道了我家确实是新买的土地，我大伯又在部队前线打仗，就协调村里我家的土地多半归公，划了一个“富农”成份。爷爷哭笑不得，想不明白，自己没偷也没抢，省吃俭用，花钱购买的土地就一下子归了公，而且还大会小会的斗自己，说压榨贫农。

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了，这件事情深深记在了他的脑子里，至今难以磨灭。他可能是在想，那个时候是自家花钱买的土地，还划定了个“富农”成分，大会批小会斗，现在要是空手套白狼，白沾国家的光，真来个运动，指不定又化成啥“份子”呢。他叹了口气说，还是等等看吧。

村里的土地很快就承包下去了，分到地的人家，就像过年，热腾得很。村里能干的整劳力有的一下承包十几亩，不能干的也承包三四亩，我们家因为在外当兵的当兵，在机关的在机关，就只承包了一亩半地。因为没有地，大队里就叫父亲去村里的学校当校工，帮学校打扫卫生，干些杂务，不发薪水，只记工分，父亲很是满足，逢人就说俺一家都吃“国库粮”。

联产承包的第二年，地里的庄稼空前丰收，家家户户缴够了公粮，自己还剩下一大半余粮，留够自己吃的，就推到集上出售，日子过得滋滋润润，而我家还是过着饿不着撑不着的日子。父亲这时才感觉到自己失算了，庄稼人没有土地，就好像人没了饭碗。他又接二连三的找大队，找公社。那时，土地联产承包还处在初始阶段，没发土地承包证，村里还有调剂的权利，就调机给我家四亩山地，父亲辞去了校工，开始安安分分的打理自己的责任田。

后来，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，父亲在责任田里一半种了生姜，一半种了大蒜，村后的半亩山岭薄地也种了药材，一年能收入二三万块钱。他在世的时候，我每次带着孩子回家，他都高兴地说：谁寻思政策这样好，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，到期还续，那时多承包点就好了……